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成立于1949年，是冷战的“活化石”。北约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政府间国际军事组织，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地区冲突加剧，以及特朗普的再次执政，北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向。
北约的扩大化与安全政策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北约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北约扩大化的研究。学术界认为，作为美国称霸世界和冷战思维的工具，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积极谋求从军事联盟向政治安全联盟转型，同时在美国主导下将对外扩张作为赢得战略优势的重要手段，开启了“野蛮生长”模式。经过持续扩张后，北约32个成员国的国土总面积超过2500万平方千米，总人口超过10亿，军事人员超过300万人，同时拥有至少1.7万辆坦克、4500余架战斗机、百余艘各类舰艇和规模庞大的核威慑力量，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强大军事联盟。近年来，北约研究还呈现出明显向经济议程扩张的迹象，具体表现为安全经济化和经济安全化，前者是指加大使用经济手段实现联盟的战略与安全目标，后者则强调通过泛安全化等手段向经济事务渗透。学术界之所以注重北约经济议程扩张研究，主要是受美国对外战略转型以及欧洲国家立场变化等影响，即美国强化利用北约推进其全球战略转型，而北约关注经济事务的传统以及欧洲国家的立场变化加速了这一进程。上述研究在逆全球化以及美欧产业竞争加剧背景下北约经济议程扩张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是北约安全政策的研究。作为一个安全组织，安全政策始终是北约的核心议程。近年来，随着国际安全局势的不断演进，对北约安全政策的研究方兴未艾。学术界认为，伴随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与新兴军事技术的发展，“混合战争”逐渐成为当前较为流行的战争形态。基于对“混合战争”的威胁认知，北约的安全政策包括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推进军事组织机构建设、同欧盟等行为体合作、深化韧性能力建设等。此外，北约把太空作为作战场域，并在个案基础上，把《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集体自卫条款引入太空。北约希望利用新兴、颠覆性技术扩大其太空优势，提高成员国的太空韧性，提升太空系统的互操作性与兼容性，增强北约的太空威慑实力，进而强化北约整体威慑与防御能力。美国是世界头号航天强国，而法国等北约盟国在世界航天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在地缘政治领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甚至直接决定世界航天格局的未来走向。然而，与新的安全形势与安全政策相对应的战争法以及相关国际法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这些研究很有开展的必要。
北约与战争演进关系将引发学术界讨论
人类战争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北约作为人类社会最强大的军事组织，必然受到这个演进过程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在北约与战争演进的关系方面进行了体系化研究。
首先是北约成员的新型作战模式研究。从战争技术形态角度来说，当今人类战争正在从信息化战争的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迈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军事强国纷纷就新型作战模式进行研究和实践。北约发明的“认知战”是个新概念，其技术构架可以概括为一种强调学科交叉、共同作用的总体性战争手段的“房屋模型”。“认知战”颠覆了人是自由意志的理性主体哲学信条，印证了唯物史观对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此外，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与军事科学技术的飞速提升，当前的战争形态逐渐跨越以往战争的概念范畴，“混合战争”成为战争形态演化的最新形式，且在学术界与政界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混合战争”是由美国学者弗兰克·霍夫曼首先提出，强调存在着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相结合的新战争形态，包括直接的军事冲突与游击战、舆论宣传、网络攻击、恐怖行动、制裁封锁等非常规的冲突形式。北约极为重视“混合战争”的理论与现实走向。北约与欧盟认为“混合战争”概念对国家确定应对当代安全挑战的方法有效且有用。上述新型作战模式今后有可能会成为北约国家的主要作战模式，并有可能成为北约干预世界事务的重要手段，且会对人类战争史产生直接影响。
其次是北约国家在新作战空间进行合作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的战争史就是一部不断拓展作战空间的历史。在冷兵器时代，作战空间主要集中于陆地；在热兵器时代，海洋开始逐步成为新的作战空间。大名鼎鼎的“海权论”就诞生在这个时代。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之后，人类战争的作战空间拓展到天空和太空。而信息化战争的来临则意味着网络空间也成为新的作战空间。随着“认知战”和“混合战争”等新型作战模式的诞生，人类的心理和认知领域也开始成为各军事强国较量的新领域。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制智权”概念。“制智权”聚焦于对人的认知过程的控制，包括感知、理解、推理等环节，旨在夺取认知主动权，干扰或破坏敌方认知，同时也是一种智力权或思考能力的对抗与剥夺，虽作用域非实在物理空间，但却涉及其他各个空间，并对其他空间制权产生乘积效应，能将智能优势转化为作战胜势。而北约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布局走在世界前列，并有可能影响其他北约国家。
最后是北约国家在新兴和颠覆性技术领域方面的研究。在北约的定义中，新兴和颠覆性技术是指那些预计在未来二十年中发展成熟，对国防、安全和经济领域影响未知或预测极有可能产生重大或革命性影响的科技发现。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未来北约国家在新兴和颠覆性技术方面必然投入大量资源，并以此修订军事学说，甚至进行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以此谋求对中俄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北约国家和外部世界的博弈与北约国家内部的相互交流以及新兴技术对北约军事能力的提升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领域。
重点拓展领域
展望未来，对北约的研究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重点研究。
一是加强美国与北约盟国的关系研究。尽管学术界开始洞察美国退出北约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方面意见相左，双方的关系将会决定北约的走向，而这些走向随着近年来“印太战略”以及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的不断推进与发展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海洋安全与周边安全。
二是欧洲防务自主化与北约的互动。近年来，欧洲国家普遍对安全问题持较为悲观的态度。欧盟日前举行特别峰会，接受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该计划包括协助成员国整合需求、共同采购军事装备，以增强欧洲安全。欧洲防务自主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这种趋势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将会成为未来北约研究的重要拓展方向。
三是北约自身的战略转型研究。冷战结束后，北约一直通过不断扩员和转型拓展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追求所谓“全球北约”目标。当前，乌克兰危机尚未结束，北约战略转型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作者杨震系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