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深度融合，强化案例教学、案例研究，2026年10月27日下午，由上海政法学院教务处举办的案例研究工作坊第七期在主教学楼405A顺利开展。本期特邀中联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执委会主任、中联律所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律师协会刑诉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丁俊涛律师担任主讲人。他结合自身十五年刑事辩护经历，以“职务犯罪案件有效辩护的策略选择”为题，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兼具方法论深度与一线实务价值的分享。活动由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吴何奇副教授主持，梁春程博士、刘柏博士与谈。
开场环节，吴何奇副教授对丁俊涛律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案例研究工作坊的功能定位：工作坊以真实案例为载体、以实务经验反哺教学科研，旨在消除规范与事实、理论与实践的隔阂。紧接着，吴何奇副教授对丁俊涛律师的执业履历与专业深耕方向进行介绍。丁俊涛律师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领域，曾获上海市律师协会第二届律师学术大赛辩护词一等奖，承办多起副厅级、正厅级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
丁俊涛律师的分享分为两大板块：第一板块围绕刑事辩护的目的论展开，提出海派刑辩律师的核心追求在于“说服裁判者”；第二板块结合其亲办的五起案件，阐释职务犯罪辩护中辩点的发掘路径与运作机理。
一、有效辩护的目的论：说服裁判者
丁俊涛律师指出，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的目的具有多元性，对海派刑辩律师而言，辩护的核心在于说服广义上的裁判者：侦查阶段的沟通对象是承办警官，审查起诉阶段是承办检察官，审判阶段则是承办法官。这一理解，实际将辩护从庭审对抗延伸为覆盖诉讼全流程的说服工作。
围绕实现“有效说服”，他梳理出四个层次的要求：一是态度上尊重裁判者，区分制度层面的职能对抗与个人恩怨。控方追诉犯罪与辩方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制度分工形成的职能对立，即便定性意见完全相反，对抗也应限定在事实认定与规范适用范围内；二是专业能力上持续精进并常怀危机感，他坦言刑辩律师群体的平均专业水准仍低于检察官、法官群体，不能先入为主地推定办案机关存在徇私枉法行为；三是在结果上承认平衡与妥协的正当性，各方权衡妥协后得出的最优结果构成了绝大多数案件的判决形态；四是复盘层面正视结果的条件性，辩护效果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多重因素，而非律师个人的孤勇。
二、有效辩护的底层逻辑：进攻型防御，以打促谈
丁俊涛律师将职务犯罪乃至所有刑事案件的辩护底层逻辑概括为“进攻型防御，以打促谈”。他强调，辩护应从国法、天理、人情、心理学等多重维度全面发掘辩点，辩护观点力求“积极、发散、全面”。唯有持续形成有力的“进攻”，方能为促谈创造基础与条件，被动的辩护姿态等于放弃谈判筹码。
他分享了一起枪支类案件，当事人因组装枪支涉案，不具备自首等法定从宽情节，认罪认罚阶段已签署三年实刑的量刑建议，加之当地对枪支类案件基本不判缓刑，辩护空间看似已十分有限。丁俊涛律师在反复阅卷、观看枪支杀伤力鉴定视频时捕捉到一处关键细节：检测人员每次击发前都需要摁压枪支才能完成击发。他据此提出涉案枪支属于半自动枪支、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的辩护意见，该观点当庭获得公诉人认可，当事人最终在原认罪认罚三年实刑的基础上获得缓刑判决。此案印证开放性辩护思维的重要性：寻找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应局限于罪名、涉案金额、从宽情节等常规维度，而应全方位检索，只要有助于从轻处罚的事实都可被纳入辩护考量。而能够从鉴定视频中发现这一关键细节，则源于丁俊涛律师“所有秘密都在卷宗里面”的精细化阅卷理念。
三、进攻型防御策略下：接得住司法机关的“善意”
丁俊涛律师指出，“进攻”的目的在于促使司法机关释放“善意”，但更关键的是律师能否识别并“接得住”这份善意，这恰是律师辩护能力高下的实质分野。
他分享的第二起案件涉及某银行分行负责人。该案中，一笔巨额贷款的审批实由总行主导，分行仅事后补交材料，但案件办理过程中，总行相关人员未被追责，分行负责人反倒成了违法发放贷款行为的责任主体。丁俊涛律师撰写四十余页辩护意见，提出“总行不构成犯罪则我方当事人不构成犯罪；若认定总行为主犯则我方当事人至多成立从犯”的辩护逻辑。最终，尽管起诉书仍将当事人认定为主犯，司法机关在量刑上对其实质按照从犯标准处理，并就另一起贪腐事实依法认定自首。丁俊涛律师通过本案完整呈现了“进攻—善意—接住”的运作链条，同时也提示大家注意其中潜藏的法律风险。他以该案自首认定为例展开剖析：若当事人在被留置当天未交代相关事实，次日其下属完整供述，当事人直到第三日才供述的，则该自首认定在证据与法律层面均会存在障碍。他强调，面对司法机关释放的“善意”，律师不能仅凭“情况说明已经写了”便想当然地接受，应当预设每一个环节都严格依照法律规范办理、办案机关公正履职。“你可能不为当事人创造价值，但不能给当事人带来灾难，或者把已经到手的东西因为你的经验不足而丢掉”。
四、保全司法机关的面子，保障犯罪嫌疑人的里子
丁俊涛律师认为，职务犯罪辩护不宜陷入非此即彼的定性之争，而应把握这类案件的运行逻辑——司法机关追求结论的“正确”，当事人追求实体上的 “实惠”。
他分享的第三起案件涉及某城建部门负责人。该案中，当事人以投资分润方式取得数套房产，由于房产价值高于其应分得的收益，当事人另行支付了一笔差价款，但价格鉴定意见认定的受贿金额并未扣减该笔款项。丁俊涛律师依托书证及早年档案材料证实补款事实，并据此提出受贿金额应依法扣减的辩护意见，最终当事人刑期与罚金均得到明显下调。该案的价值不只在于辩点的发掘，更在于如何把辩点转化为有利的裁判结果。他以“1+1=2”的直观方式向承办检察官摆清事实，并主动提出“宁可多退该笔款项，但量刑时请依法予以扣减”的沟通方案，以程序上的配合诚意争取实体上的从宽处理。这也表明，在案件基础事实没有实质改变的情况下，刑期与罚金仍可能有下调空间，前提是律师熟悉该类案件的办理逻辑，并善于在不纠缠定性对错的框架下开展有效沟通。
五、“变废为宝”：用酌定情节助推法定情节的认定
丁俊涛律师提出，要善于将看似不重要的情节“变废为宝”，依托酌定情节助推法定从宽情节的认定——促使司法人员从实质正义的角度考量案件，在 “可左可右”的裁量区间里争取有利结果，实现有效辩护。
他分享的第四起案件，涉及非公职人员与公职人员共同受贿，案件还存在同案公职人员其他犯罪未被追究、关联罪名认定标准存疑等情形，其当事人被指控认定为主犯。丁俊涛律师跳出以参与度、共谋程度划分主从犯的传统思维，从索贿行为所侵害的“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这一法益入手，指出真正让被索贿人产生压力的权力源自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并结合个案平衡原则，推动司法机关认定当事人为从犯。该案目前仍在办理过程中。他借此强调辩护思维应保持发散性：若局限于参与度、共谋程度等既有分析框架，本案辩护将陷入被动，而从与指控主线关联不大的材料中提炼有利于当事人的要素，使合议庭形成对当事人“确有亏欠”的实质判断，才有可能在“可左可右”的裁量空间内争取到法定从宽情节。
六、挖掘卷宗之外案件的“遗漏细节”，构建辩护证据体系
丁俊涛律师强调，辩护应立足卷宗但不局限于卷宗，善于挖掘卷宗之外的“遗漏细节”，构建辩方证据体系。
他分享的第五起案件，当事人是从军多年、转业后履职不久即涉案的基层警队负责人，其在值班期间仍需他人陪同辅导，仍缺乏处理相关案件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丁俊涛律师围绕当事人不具备徇私枉法罪的犯罪故意展开无罪辩护，并通过一份卷宗之外的关键书证，证明涉案行为并非当事人擅自决定实施，最终当事人被定罪但免予刑事处罚。该案生动展示了一条辩护路径：依托案件背景派生事实，否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并辅以卷宗之外的书证予以佐证。由此可见，辩护要主动探寻卷宗未曾记载的细节，构建辩方的证据体系。
在与谈环节，梁春程博士首先感谢丁俊涛律师“传经送宝”，认为本场分享兼具理论深度与实务价值。他谈了两点体会：一是本次讲座虽以职务犯罪为主题，但所阐释的辩护策略实际上并不局限于职务犯罪领域，而是一套普适的刑事有效辩护方法论；二是丁俊涛律师通过大量案例，生动展现了上海海派刑辩律师的辩护风格与特点。结合自身的检察官从业经历，他期待此类案例研究工作坊能持续开展，帮助上政学子扩宽实务视野、汲取实务经验。
刘柏博士表示聆听本次分享收获甚多。他从控辩立场差异切入，呼应丁俊涛律师的阅卷理念，认为辩护应“以卷宗为纲”，同时兼顾卷宗以外的信息。他强调，辩护律师需要理解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思维，关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及非罪化处理等制度实践，从中依法为当事人争取最优处理结果。
源｜教务处（招生工作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