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记者陶然报道】今年是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31周年。31年来，中国已向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和行动第一大出兵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程子龙近日接受侨报专访时指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为国际社会做出了表率，让世界看到，重振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团结互助的必要性，共同行动的紧迫性。
记者：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31年来，中国已向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和行动第一大出兵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为何要如此积极地参加维和行动？这体现了中国怎样的和平理念？
程子龙：在回答中国为何要如此积极地参与维和行动之前，首先要了解我们如何认知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平是联合国三大支柱事业之一，联合国从战火中诞生，其根本任务是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在实践中创立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习近平主席曾指出，“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生，为和平而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途经。维和行动给冲突地区带去信心，让当地民众看到希望。”维和行动是维护世界安全的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
既然是公共产品，大家在供给的过程中注定会有诸多算计，存在很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即使有些发展中国家很积极地提供维和人员，但有时他们更多的是把这当作一门“生意”来做，想多从联合国赚取一些补贴。
而中国之所以积极参加维和行动，一方面，是大国责任使然。中国是联合国重要的创始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另一方面，中国承担这么多摊款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联合国维和行动摊款是与会员国的国家实力挂钩的，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然要兑现相应的“支付能力”。不过，有些发达国家选择多出钱，少出力，而中国却既出钱、又出力，还是因为中国意识到了维和行动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
而之所以有这种认知，是由“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支撑的。中国意识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命运息息相关，和平息息相通。全球化时代，任何一方存在安全隐患，都是对国际社会整体和平的威胁。和平需要共谋、共护与共享。在现实实践中，中国派遣维和部队、维和警察也确实并无远近亲疏之分。
记者：习主席在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有关令中国如此珍视和平、坚定维护和平，中国官兵的实践给联合国维和事业注入了怎样的新内涵？
程子龙：当代中国对“和平”的认知的确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息息相关。“礼之用，和为贵”。“和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层的文化基因。“道并行而不相悖”、“君子和而不同”，中国文化对待多样性、对待异己更多采取一种包容、敬畏、融合的态度。新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后，也是准确地把握住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于世界的多样性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极力主张优先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在和平文化基因的背景下，中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注入的新内涵包括多个方面。一方面，中国认为不应通过“硬碰硬”的方式解决冲突问题，主张克制运用维和行动中的强制和平手段，更是否定维和部队作为战斗方支持冲突中的任何一派。反之，维和行动应该回归它的政治定位，多运用外交、对话的方式解决冲突。中国显然已成为避免维和行动过于激进、武力化的刹车伐。另一方面，中国主张从根源上解决冲突问题，并认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和平与发展是紧密关联的。甚至有中国学者提出了“发展和平”的理念。不同于西方国家主张维和行动应先解决当事国的政治秩序，中国认为，应先恢复生计，大家先有饭吃，再慢慢解决温饱，让冲突各方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生计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是空谈。在和平发展观的基础上，中国致力于推动维和行动向全球治理的方向发展，维和行动应成为一种多边、多层次、多行为体、多问题领域的综合性解决问题的合作方式。
记者：中国军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承担六项主要任务，其中一项任务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播撒希望”。应如何理解“播撒希望”？它如何展现了更深层次的中华文明根性？中国维和给动乱的世界播种希望，是否也能重塑一种精神？
程子龙：传统的维和行动仅发挥隔离冲突方、监督停火的作用，这仅是为解决冲突抹了“止疼药”，多数情况仍面临冲突反复的问题。而后期的复合型维和行动更加注重社会的建设问题，如基建、人道救助、医疗等。这些工作都是中国维和部队擅长的。中国较早派出的就是工兵、运输和医疗等后勤保障人员。在这些领域，我们也创造了“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标准”等中国品牌。重要的是，这些领域又是最关乎受冲突最直接影响的平民的福利，最能直接改善他们的生活。中国人的参与让维和越来越被渗透进一种经济的含义、社会发展的含义、改进人民生活的含义，有助于从根源上解决冲突，无疑是种希望的播撒。
这当然也是中华文明的体现。中国古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给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总希望是根源性的，给对方的发展根基打好，不希望对方的发展过程是依附性的。这也是种纯粹的仁义精神、利他主义的体现。“仁、义”是中华文明中最基本的伦常准则。在中华文明视野里，社会和谐的一个基本标志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民众塑造了一种新的利他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微观方面，利于社会、群体间的人际关爱。宏观方面，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盛行，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国际主义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危机从来不会因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种族的差异而有所偏护，危机面前大家是休戚与共的。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为国际社会做出了表率，让世界看到，重振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团结互助的必要性，共同行动的紧迫性。
记者：中国维和官兵除了完成联合国赋予的维和任务外，还为当地民众修建道路、机场、桥梁，为驻在国冲突后的恢复与重建发挥了长远作用。有观点说这体现了中国有别于西方“民主式和平”的思维，是这样吗？
程子龙：中国维和在改善民生和重建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国际观点普遍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甚至形成了某种分工。不过，这并非有意协调的结果，而是各自理念不同导致的。西方的维和思维强调民主体制先行，认为先搭好民主制度框架，剩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而且必须得有选举，达不到西方的民主标准，就很容易面临施压与制裁。这是受“民主式和平”思维主导的。而中国则是“发展式的和平”思维，认为千疮百孔的战后社会，要优先解决贫困问题，让人民先获得生计，让社会恢复活力。两种不同的理念都是希望从根源上解决冲突问题。其实，两者之间也并非是非此即彼的。虽然现实中，“民主式和平”暴露了很多问题，例如，选举往往就是冲突的导火线。但也不能说，“发展式和平”就是万灵药。发展的确对于可持续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但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的优先顺序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维和方案。“民主式和平”与“发展式和平”理念之间应搭起一座桥梁，实现双方之间的互补，相互取长补短。
记者：中西方何以出现了“发展式和平”与“民主式和平”这样截然不同的维和观，其各自形成的根源是什么？
程子龙：中西方不同的维和观也是各自和平观、更是世界观的缩影。追溯其根源，是不同文明之辨。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文明的内核是自由主义。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几乎占据了西方政治经济话语中的主导地位。而新自由主义对于国际秩序认知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民主式和平”。“民主式和平”作为思想，诞生得很早，但作为实践，其勃兴则是在冷战结束之际。当时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更是为其加了一把火。1993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正式开始动用“民主式和平”的干预工具，对其他的所谓“暴政”国家进行积极改造。
如果再进一步追溯的话，“民主式和平”的理念也可以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找到根基。基督教文明本身就孕育人权和民主的种子，15至18世纪间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其萌发。人作为个体被前所未有的赋予了独立性和意义。维护人根本权利的自由、民主、法治精神成为了文明的新准则。这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中“一元”和“二元对立”的“执拗”一面。其过于强调世界的线性发展和“善”“恶”与“美”“丑”间的对立。这种“执拗”导致的行为就是谋求世界的整齐划一。特别是美国从冷战中获得胜利，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制度自信和干预意愿。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发展式和平”理念则从古老的中华文明中诞生。中国传统文化虽存在“阴”“阳”的对立观，但实践中是在追求两者的平衡与融合，而非一方取代另一方。换句话说，“阴”“阳”是世间万物的两面性，而非“是”与“非”，不是道德评判。这样“和而不同”的观念为多样性的“共生”创造了可能。
此外，中国强调发展有利于和平，是基于自身发展的实践总结。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今天的发展成就，既是在历史节点上把握住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认知与积极开展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为世界讲述了新的故事，为谋求和平发展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道路借鉴。（完）
（作者程子龙为上海市“一带一路”安全合作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来源：2021年11月14日《侨报》第A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