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 微信公众号 发布日期: 2021-05-10 浏览次数: 10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得中国贫困治理事业由扶贫向后扶贫时代转型，贫困安全风险在反贫困风险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步成为反贫困风险治理的主要对象，应当予以重点防范。综合考量贫困治理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国家反贫困系统失灵状况以及反贫困风险治理任务等因素，贫困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空间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道德安全风险、制度安全风险和政治安全风险等五种类型。应当在分类施策、协同治理基础上，以安全风险为中心来构建并完善国家反贫困风险治理体系；强化贫困风险防范人人有责观念，努力开创人人防范贫困安全风险的社会风险治理格局；积极推进并逐步实现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法律化、法治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相对贫困治理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划定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线。鉴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相对贫困成因的复杂性，从消费的角度采用实证的方法并考虑统计指标口径、家庭规模经济、实物社会转移以及结合社会需求指标按照城乡有别划定相对贫困线是目前合理的方式之一。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将转型为常规化的治理模式、普惠型的治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对相对贫困治理重点关注的群体实行分类指导、分类施策，提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探索新型扶贫养老模式、实施综合性儿童扶贫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创新帮扶体系和帮扶载体等具有差异化的相对贫困治理措施，是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政策—实践—制度—理论”的渐进式演进，已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要任务。

《道德资本论》的国际传播开了中国当代经济伦理学国际传播的先河，在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方位推向世界学科发展前沿的同时，也从伦理道德视域诠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密码。作为中国经济伦理学学术思想的世界表达，给与了我们诸多的有益启示：中国学术“走出去”，应阐述以独创为旗帜的中国话语，满足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探求；应以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为研究导向，使形成的解决方案具有世界意义；应具有融通中外的学术品质，为“走进去”、传得开创造得天独厚的条件；学者应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这是与海外学术研究成果竞相媲美的学术本源；意识形态差异并非樊篱，应实施的基本策略是坚定“四个自信”，做到文明互鉴，求同存异。

戴维森在《彻底解释》一文中提出一种从零开始的解释理论原则，并在其后的研究中不断丰富其设想和解说。他的工作沿两条线索展开：其一是信念与意义的整体性关系。信念和意义这二者都是不可观察的，但结成整体后，就能够生成可观察持真态度。信念和意义两个私人性的分量，结合在一起能产生戴维森意义上社会性的矢量，这也是戴维森对语言社会性不同角度解读的体现。其二是三角测量。在语言交流过程中，两个人共享外部世界，共享环境刺激，构成了保证客观性的第三个点。戴维森这两条线索都是以语言的社会性、私人性和客观性为核心展开的。

20世纪下半期，北欧和德国政府强调“积极作为”，而英美则持有“政府无为”思想，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型消费特征，这是对发展权认识分化的一种表现。20世纪70年的“滞涨”以及“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兴起是该认识分化的主要背景，工业化、市场化与法治化的发展推进了发展型消费特征的制度化与内生化。上述分析的经验与启示：中国基本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客体特征与发展型消费主体实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国家公共福利支出与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对于实现发展型消费需求层次和质量提升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促进中国发展型消费健康发展需要将发展型消费的宏观调控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来，同时需要关注居民发展型消费的刚性化与国家发展型消费的透支化倾向。

当前，我国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供需失衡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化解，市场失灵和政策偏差问题依然并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环境新变化为农业保险市场功能的修复提供了全新条件，为破解农业保险市场供需失衡的深层矛盾提供了新契机，但必要的制度与政策供给仍然十分重要。政府应当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协同推进等手段加大对农业保险领域的支持力度，发挥好政策的“指挥棒”和“导航仪”作用，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来矫正市场自发无法解决的问题，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双轨驱动，共同推动我国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对于缓解法理学的“无用化”危机，以法律思维为线索重构法理学知识体系尤为必要。其重点在于通过“反思”梳理法理学的四个知识层次，将不同层次的法理学知识与法律思维的步骤相对应，揭示法理学知识在法律思维中被用于解决何种问题，进而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法律渊源和法律关系都属于“法律规范”层次，分别可以解决规范的寻找和分析问题；法律解释属于“非理想性规范理论”层次，可以解决事实性的大前提构建问题；法律价值属于“理想性的规范理论”层次，可以解决价值性的大前提构建问题；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法律与社会理论、行为规范性理论都属于“法是什么”的元理论层次，分别可以解决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冲突问题、超越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大前提构建问题、大前提构建的基础平台问题。

当下智能裁判问题的争议焦点在于我们能否通过数据和算法进行法官情感计算，有效还原司法中的价值判断。智能裁判价值判断重在对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过程进行法律解释模拟，这也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发的关键。面对智能时代传统教义学理论中经验要素缺失的事实，以多学科为基础的认知科学为智能裁判的解释模拟提供了研究新思路。该认知研究主张运用心理学和人工神经网络等方法探究和模仿裁判者思维模式，将法官裁判中的“解释规则”作为解释模型建构的基本要素。智能裁判解释模拟的核心任务有三：第一，基于认知立场确立法律解释认知逻辑；第二，发掘认知层面的解释规则并转化为算法规则；第三，借助认知要素检验所构建智能推理模型的可行性以保证通过图灵测试。结合此模拟过程及裁判实践来看，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运用虽未来可期，但当前从辅助层面来定位更为妥当。

近年来，由于近亲属之间的利益冲突，老年人同居亲属拒绝别居近亲属探望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成年子女或孙子女对其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否具有探望权在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老年人近亲属的探望权在理论上和实务中也存在很大争议，但从价值功能考量，确定成年子女对其父母的探望权或隔代探望权具有内在的正当性和外在现实需要性。在具体探望权行使时，应当恪守以老年人利益为中心、尊重老年人意愿和同居近亲属协助原则。在维护老年人健康安全利益前提下，保障别居亲属对老年人的探望权，不仅可以促进家庭亲情弥合，还能实现家庭团结和睦之目的。

在近三百年词史运程中，纳兰词引起了无数词人的追摹与呼应。在这一接受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影响史维度值得充分梳理与检视。“纳兰风”自雍乾到晚清经历了乍寒乍暖的过程，到况周颐、王国维始正式撩开“纳兰热”的面纱，自此，杨圻、黄侃、女性词界乃至网络词坛皆热衷于对纳兰情性与笔意的接受。基于上述多棱面的检视，我们得以重估纳兰性德的“词史坐标”：他完全可以被认定为清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并进而成为千年词史的一个主坐标。

乾嘉时期，文人流动极为普遍，流动态势颇为多元，而由家乡到京师的流动当为文人最常态的选择。常州诗人洪亮吉，一生舟车南北，游历四方，曾七入京师，前后寓京八载余，帝都既成就了其人生的巅峰，也将他的仕宦生涯抛到了谷底，京师岁月成为其一生最难忘却的记忆。寓京期间，洪亮吉的创作主要收在《卷施阁诗》与《卷施阁文甲集》《卷施阁文乙集》以及部分《更生斋诗》集中，这些创作犹如一组特写镜头，刻录下诗人帝都生活的焦虑、诗酒唱酬的日常以及颂圣纪恩的燃情岁月。此一内容的揭示，在丰富洪亮吉个体研究之同时，亦不失为冰山之一角，由此略可窥见乾嘉时期都下文学生态之一隅。

梅娘是东北沦陷时期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文学写作以“赴日旅居”为节点，经过了由“内视角”向“外视角”的转变过程，展现出梅娘作为现代女性鲜明的“本质身份”特质。究其原因，与梅娘的童年成长环境、生命经验及写作姿态等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也是她在文学写作中把握世界与塑造人物的精神资源。她的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悲悯的平民立场，通过不断挖掘自我生命经验与精神感悟，有效而深刻地揭示出东北沦陷时期家族的没落衰败、女性的精神挣扎与民众的生存境遇，为东北文坛呈现出“崭新的前进的意识”与鲜活的文学世界。

19世纪后半期，针对美国城市投机房普遍、贫民窟蔓延与隔都区初现等住房问题，城市住房领域兴起了模范住房开发，贫民窟清理、改良及改造，城市住房立法等一系列治理实践，既引发了美国社会对住房问题的普遍关注，也在城市住房供应补充、居住质量提升及住房标准规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该时期的治理实践终究未能有效改善美国城市住房问题，未在实质上惠及城市低收入阶层，其主要症结在于公共干预仅限于规范市场，规避政府供给补充与需求补贴，且拒绝联邦政府直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