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 求是学刊杂志 发布日期: 2021-07-18 浏览次数: 10

□　建党百年专题：学术中国的百年历程

□　新时代思想理论研究

□　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专题

□　文化哲学：现代性研究新视域

□　学术名家与学术史

□　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

□　新兴权利法律问题研究

□　美学研究

□　当代文学思潮前沿问题探讨

□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

□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深远影响，奋力开启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新征程，具有重大的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准则，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贯通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的有机结合，深刻回答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政治方向、基本方略、战略安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个内涵丰厚、博大精深的科学法治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性飞跃，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百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的问题意识、叙事主体、理论递进、话语叠加等，无不彰显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建设道路的特性。首先，由于时空的差异，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主体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再次，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具有历史多样性、主题递进性、话语叠加性和文本多样性等基本特点；最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实践指向。

文章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问题入手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建设。推进现代化需要集中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配置。与一般经济学不同，不仅涉及代内配置，还涉及代际配置；不仅追求同代人之间的公平配置，还涉及代际公平配置。绿色发展的理念包含财富观的创新。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大对资源的投入以改善资源和环境，增加其供给，突破经济增长的自然界限。对自然资源投资相关的激励理论，涉及谋求生态财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土地资本及其积累、资源利用的产权激励和约束。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实现，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是企业的责任，应成为企业自觉的行动。为此，需要走出经济人假设的误区，需要通过社会成本内部化（私人化），使厂商在充分考虑其行为会对社会产生危害的情况下，更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 

与城市相比，中国农村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但远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消极养老、被动养老、孤立看待养老、模式化养老等。目前，一些农村在微型养老、互助养老、医-养-康-护养老等方面做出有益探索，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未来的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应突破单一思维，纳入乡村治理格局，从制度创新入手，贴近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要求，充分发挥农村干群主体性、创造性，实现根本性突破与革命性超越。

当前农村因原子化趋势而面临社会治理困难，借助社会信用建设全面开展之势，部分农村探索建立了颇具特色的社会信用制度，形成了信用信息以户为记录单元、范围覆盖法律和道德领域、依托村民自治保障准确性、通过保密协议保障安全性的归集制度，建立了程序严格的查询制度、方式和幅度合理的奖惩制度以及多样化的修复制度。因其公共权力的特点，应以“不当联结禁止”“人权”“平等”“法治”“民主”等公法原则为检视标准并加以完善，在未来与社会信用立法相调适，重点关注通过自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推进社会信用建设，发挥民间制度对国家立法的先行先试和补充的作用。

在生命政治学视域下，福柯的“生物现代性”一词揭开了现代人的生物性生命被“生命权力”所捕获的事实。驯服性的身体和规范性的生成构成现代性的实质。对此，福柯提示了一条“自我反抗”的道路。基于福柯对“生物现代性”的分析，哈特和奈格里从生命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交汇处提出了一种“另类现代性”——奇异性的“诸众”和共同性的生成来寻求一条重塑现代性的道路。从“生物现代性”到“另类现代性”，现代性的批判与谋划展现出“生物（bio-）”和“另类（alter-）”的生命政治意涵。这具体体现为从人的生物性生命审视和谋划现代性的独特问题意识、主体自我生成和反抗的内在超越论路径和生命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汇合。在此意义上，对现代性的生命政治学反思为现代性批判与谋划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理论启示。

以黑格尔在对现代文明的探索中所指认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现代性难题为视角，可以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通过论证“自然自由制度”、批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看作现代性难题的三种解决方案。这三种经济、技术和文化的方案揭示了围绕这一现代性难题所凸显出来的现代文明的“特殊性即普遍性”困境、“特殊的普遍性”困境和“普遍的特殊性”困境，只有超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二元对立，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去探求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张锡勤先生的著作有通史、断代史研究，也有思潮、概念研究，《梁启超思想平议》则是他唯一的人物研究。作为张锡勤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梁启超思想平议》印证了他对梁启超研究的终身不辍。事实上，张锡勤先生的梁启超研究并不限于此书，而是具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透视张锡勤先生研究梁启超的三个不同维度，既有助于直观感受他对梁启超的重视，又有助于深刻领悟他的学术特色。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基点在于扩大内需以保证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运转。在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后疫情时期的现实考量下，核心是牢牢把控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动力源，关键是注重消费端与投资端的中长期动态管理，在清晰认识有效投资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主动权上、在居民就业和民生保障上、在产业链安全性和工业优势培育上、在数字经济的红利把握和与实体经济融合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基础上，应该合理运用有效投资手段，精准定位投资领域，严格把控投资质量与投资进度，积极发挥有效投资在后疫情时代对稳增长的贡献作用。 

在大发展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通过2006—2016年23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教育投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首先，在假定生产前沿面不变的前提下，教育投入主要提高纯技术效率而不是规模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次，教育投入通过促进自主创新、提升消化吸收外来技术与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再次，教育投入对普通地级市和中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中心城市和东部城市更显著，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均衡发展。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说明教育投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稳健性，并非由其他冲击因素导致。因此，需要建立教育投入的长效机制，注重技术创新，促进教育财政资金合理分配。

近年来随着算法决策运用增多，如何规制算法决策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表面上来看，算法解释权是打开算法黑箱，使算法决策过程透明化和可理解的理想手段。然而，算法解释权并非国际立法之通例，可行性不高，难以发挥实际作用，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足，在既有法律体系下，其旨在实现的功能和目标，均可为其他法律规制手段所实现，无须另行创设算法解释权。用法律引导和规制算法，需要从注重公私法合力、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规范、根据行业特点制定各类安全标准、细化告知披露义务等多方面着手。

算法自动决策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知情权和救济权，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欧盟和美国对算法解释权分别采取内部监管模式和外部问责模式，这两种模式在解释对象、解释标准、解释时间方面存在差异，目的都在于促进技术安全发展、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个人权利。算法应用到公共服务领域时带有公共利益属性，不得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设立了事前解释原则，以透明性和公正合理为解释标准，赋予个人对自动化决策的拒绝权，比GDPR保护个人权利更进一步。中国特色算法解释权在规范上应进一步明确透明性的内容、规范定期审计以加强监管；在技术层面公开算法模型，公开源代码、公开算法运算基本规则、因素及权重；同时由政府主导核心领域算法开发以促进算法造福社会。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重要来源之一，德国古典美学的诞生、兴起和衰落离不开它身处其中的历史现场。德国古典美学对崇高风格的强调、推崇植根于特殊的历史情境，包含着深厚的道德哲学关切，但其将崇高与东方相关联的历史哲学预设，仍旧难逃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德国古典美学又敏锐捕捉到，在近代，艺术的本质规定由摹仿转向对个体内心情感的呈现。它一方面为艺术转型提供了现代理解，另一方面始终难以克服现代艺术与生活的分离，而自身最终也走向了理论解体。德国古典美学的成型离不开对英国文化观念与艺术趣味的接纳，以及对法国启蒙批判精神和社会理念的吸收，但在它尝试摄纳、平衡这些异质性因素的同时，并没有达到自身的理论预期，为人们找到一条现实的社会解放或审美解放的道路。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彼得·汉德克以戏剧创作形式进入文学领域，其早期戏剧作品因采取语言游戏策略而完全颠覆了戏剧传统，进而形成了“反戏剧”的审美机制。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欧洲政治运动、德国文学和语言哲学转向的多重语境中，汉德克的早期戏剧作品在看似语言“嬉戏”的外表下却蕴含着极为深刻的人的终极价值意义，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真理追求探索出一条全新的途径，同时也为其后来的新主体性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建，湖湘士民遭遇了新制度的镇压与军阀混战的摧残，《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与“醴陵兵燹题征”就是1913年和1918年两次大动荡的诗歌书写。这两次诗歌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南社成员，主持者是南社湘籍社员傅熊湘。前者表现袁世凯窃取总统大权后对辛亥革命志士的镇压；后者表现护法战争中南北军阀混战，轮番屠戮湖南民众的恶行以及张敬尧主政湖南实行的暴政。诗人们在《题咏集》中尚且能逞才斗艺，展现自己的名士风流与龚诗风调，“题征”则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控制诗歌体式，有效地发挥诗歌的叙事功能。这两次诗歌活动是民国后南社应和时代风云最有效的创作，凝聚了南社湘籍社员，刺激了濒临解体的南社社团的活力。“题征”发生于新文化运动前夕，延续着“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诗歌传统，肩负起以诗纪史、补史的使命，相较于此后中国社会乱象丛生中新诗缺乏有力反映的现象，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说明古典诗歌并非“死文学”。

求真是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求真理念呈现出不断发展与变化的态势。先秦是中国古代史学求真理念的产生时期，直书成为当时史官记事和史家修史所普遍尊奉的原则。两汉史学普遍推崇实录精神，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和荀悦《汉纪》皆是实录的典范之作，《汉书》首次明确提出了实录的思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求真理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史料搜集与考辨、史文表述、史书笔法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求真理论和方法。宋元明清史学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史学求真理念的同时，重视史实考证的学术风气蔚然成风。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即是史家不断追求史实之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