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微信公众号 发布日期: 2023-01-12 浏览次数: 10

目录

摘要

面对同一时期的文学历史会有多种不同的文学史著，其主要原因是文学史作者在撰写中所要处理的与文学史相关的问题有多种。这些问题的处理受到文献资料、知识体系、叙事线索以及互文性等的制约。本文运用叙述学的一些基本理念，从阐释性叙述和阐释性结构的角度，探讨文学史的本质和语境，以及文学历史能被不同时代的人不断叙述、再叙述的原因，并提出撰写文学史的主要动力就是在一定认知取向统摄下阐释这些问题的观点。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内需要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抓手，巩固国内大市场主体地位，对外则要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牵引，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而全球疫情与百年变局叠加对于国内国际大市场建设提出全新挑战。在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工作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突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及构建两大市场的重要性。本文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基础，梳理我国居民消费市场变迁，对比我国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最终消费市场规模；分析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约因素及发展瓶颈，讨论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现实挑战，多指标分析技术创新与自主研发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动能；提出国内大市场是推进国际大循环发展的重要基础，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促进更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解释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相得益彰的内在逻辑；最后提出促进国内国际大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

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成为当前义务教育发展的主导性任务。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需要科学判断义务教育质量状况，义务教育质量指标是判断义务教育质量状况 的工具。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需要明确义务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的现实逻辑，探索新时代义务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的理念，建构义务教育质量指标体系，科学全面描述、解释、分析、评价、改进义务教育质量。在具体运用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义务教育质量指标体系的优势特征及实践关切。

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特别是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是落实党的二十大“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框架，借鉴“AF”双界限法计算原理，对我国中西部五省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进行测算，并根据城乡、省份、学校类型以及教师个体特征对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进行分解。结果显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总体较为乐观，但判定值超过0.6后，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开始大幅下降，表明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教学要求、学生/家长要求、专业发展、组织支持四项维度对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贡献率最高，而家庭要求、环境资源、晋升资源维度贡献率最低；城乡、区域和群体间(按学校规模、教师学历、教师教龄、教师职称和乡村经历分组)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村低于城市，中部地区低于其他地区，小规模学校低于非小规模学校，本科学历及以上低于专科及以下，11—30年教龄最低，二级教师最低，有乡村经历低于无乡村经历。鉴此，亟待使评估方式从单维转向多维，亟待采取分层分步策略提升吸引力，亟待重点关注吸引力城乡差距和“中部塌陷”现象，亟待精准强化“两类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STEM是一系列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个领域相互关联的学科和技能的总称。近年来，英国苏格兰在基于地区发展和科技发展的现实需求上，大力推动 STEM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开展与实施。其实施路径分别从政府、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体现：政府完善STEM政策，更新相关资源；学校自主设计课程，创新实施路径；社会机构广泛参与，家长积极配合。此外，苏格兰在基础教育阶段STEM的实施体现出鲜明的特点:夯实中小学与企业的联系、创新学徒制在STEM领域的应用以及注重校外教育对STEM的推动。尽管目前苏格兰在教师自信、STEM的课程地位和贫困地区STEM开展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争议，但其在促进产学合作、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以及推动STEM教育融合发展三方面具有借鉴与参考意义。

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由不同知识联合而成的有机系统，具有科学化、模块化、标准化的知识集群。家庭教育知识体系具有功能性，反映人类特定的育人目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系统，具备系统的自我演进、持续迭代升级的特性。教育进人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构建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哲学逻辑与学理逻辑。构建家庭教育知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科学、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知识体系，要瞄准世界家庭教育理论前沿，引领家庭教育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以先进的理念为指导，以科学实验和教育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价值性与知识性统一，把掌握家庭教育知识与提高理论洞察力紧密结合起来。

杜谔《春秋会义》在宋元明时期流传较广。此书于明永乐初曾抄人《永乐大典》，至万历年间仍有保存，但其后则渐佚不传。直到乾隆时期，杨昌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杜谔《春秋会义》，始复行于世。之后，又经录副、校理、传刻衍生出多种版本。今传版本有十二卷、二十六卷与四十卷三个系统。今存《永乐大典》残卷中，卷五二九六、卷五二九七、卷六◯四及卷六五◯五载录杜谔《春秋会义》原文凡十五条，将今传诸本与此原文对勘覆校，时有异文，颇资考说。今传诸本各有讹脱衍倒，各有整理校订，版本之间互有异同。就可靠性而言，同系统的版本基本一致，孔氏抄校本最接近《永乐大典》原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欧美列强在华的均势格局。日本乘机侵略中国的同时，鼓吹“大亚细亚主义”论调，引发中国激烈回应。李大钊在坪击“大亚细亚主义”的过程中，从个人、国家、区域国际关系和全人类等四个维度出发，思考建构“亚洲联邦，“世界联邦”及“人类一体”等问题，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先期探索。李大钊有关民族自决、国家平等、公理人道原则以及共同体的论述，具有溯源与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掀起慈善义演高潮，以救亡团体、营业戏院、华人商会、表演团体、报刊媒体、观演群众等为代表的社会各界形成了以爱国救亡为核心、以慈善义演为纽结，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网络，演绎出娱乐和救国深度融合的救亡图景。为保证义演效果，提升捐输助战和救济难民的能力，慈善义演采用包括戏剧表演、游艺大会、音乐舞蹈会、体育义赛、电影义映等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极大拓展了义演观众覆盖面。慈善义演在保存历史记忆、激发爱国情感、宣传抗战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强了香港华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意识，同时对塑造香港市民形象也具有重要价值。

微观造型艺术由于作品尺寸的特殊，其审美特征有别于其他大型艺术。特别是由于微观造型艺术的展示性较弱，对其审美接受心理、艺术欣赏过程中审美愉悦产生的方式及美感来源做深人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究其原因，首先是微观艺术的“小之美”易于令人产生“喜爱”之情；其次是微观造型艺术的审美接受和观赏者意识到创作这件作品的难度有着紧密关系；再次是微观造型艺术将作品置于眼睛近处，排除外界环境的“小视界”的审美过程也直接影响微观造型艺术的审美感受；最后，艺术品消费的商业化驱动也促进了微观造型艺术的审美接受。

水蛭子作为 日本创世神中的一个特定意象，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他身为日本创世神之一，却一出生就被抛弃，成了日本神话体系中的边缘人物。直到14—15世纪又在民间“复活”，并被赋予了“惠比寿大神”等新身份。在世界神话系统中，由民众将一个神祇从边缘拉回主流的情况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深度剖析水蛭子形象的发展过程，探究其背后的象征意义，指出其并非孤立于世界神话体系之外单独存在，而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着眼于世界神话体系对水蛭子进行研究，既有助于发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也有助于发现其与世界其他神话共有的价值意义。

《礼记》对人性“致德”的概括，包含教以成德、以教为政的双重意蕴，礼乐教化既是成德之途也是为政之道，其思想基础是《大学》《中庸》《乐记》中对人性“明明德”“致中和”“德者得也”的积极期待。人性致德是教化的前提，成就人性秉于天道的内在之德并外化为德性秩序，是礼乐教化和为政的目的。在对人性的积极期待基础上，《礼记》“教化的政治”思想凸显出因性成教、以教为政的理论特质。

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实践保护面临网络平台阻碍权利人对信息控制权的实现，以及个人信息转移困难而引发不正当竟争等困境。欧盟GDPR以赋权模式规定信息可携带权，美国法律以义务模式规定信息可携带权，二者都以便捷、易用的互操作性技术要求保障个人对信息的控制权。这些规定有利于促进信息流通、引导互联网企业有序竟争。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创设的新型权利，在权利内容、权利模式、权利实现方式上具有新颖性，属于不完全的信息控制权，扩大了其影响竟争秩序的附随效应。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实现及完善保护应从明确网络平台不得阻碍个人信息流通、完善技术操作指引等方面加强个人对信息的控制，以期完善中国特色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实现路径。

代孕技术的不断推进开启了一个由有性生殖到无性生殖、从自然偶发到人工操纵生命的新阶段。但其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致使法律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在“生殖座架”的逻辑框架下，代孕母亲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一种可用的医疗资源、一种可替代的实体而存在，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生育观念以及与母亲身份相关的文化意涵。将代孕母亲嵌人社会医疗系统，代孕实质上是其自我规训、自我客体化与自我尊严贬损的过程。基于对法律家长主义和中立的自由主义两种立法立场的整合分析，可以论证法律介人代孕规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而其以何种姿态介人，则需要在总结域外代孕规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与当代的实际需求进行综合考量。基于此，提出代孕禁止的规制模式，明确和巩固代孕禁止的立法立场，建立系统、科学、合理的立法规则体系，实现技术进步、观念转型、制度完善的协同推进将是我国未来立法的应选路径。

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文化产品贸易发展是成功建设“一带一路”文明之路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2010—2020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产品贸易网络，结果表明：从整体网络看，贸易网络连通性强但联系松散，仍具有较大的贸易潜力。从个体网络看，中国与英国等欧洲国家长期 居于贸易网络的核心地位，是整体网络的关键枢纽；土耳其等国家则为网络中的区域性枢纽节点。区域层面上，网络中分别形成了以俄罗斯、土耳其、英国为核心节点的三大贸易子群，子群成员随着合作组织的增加呈现出交融态势；空间格局上，贸易网络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圈层结构，且显现出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通过QAP分析得出，人口规模差异、贸易协定等因素有利于增进贸易联系，而文化距离、经济差异、制度差异、信息技术差异等因素对贸易联系有阻碍作用。中国应着重加强与区域性枢纽国家的文化贸易往来，进而开拓中亚、中东地区贸易市场，完善合作网络。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从关注速度转向关注质量。发展林下经济是我国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的重要举措。本研究基于2011—2018年吉林省长白山地区重点国有林场数据，探讨吉林省长白山地区 10个县级空间单元的林下经济增长质量时序变化，评价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相互作用，同时构建“地理—经济”距离下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林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效应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2011— 2018年，吉林省长白山地区各个空间单元林下经济增长质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高增长质量区以抚松县为代表，集中连片分布于中部地区；中增长质量区紧邻高值区分布；少数低增长质量区零散分布在边缘地带。空间相互作用力呈现网状拓扑结构，强弱分布与空间等级分布一致对应，即高增长质量区之间具有强空间相互作用力，低增长质量区之间空间相互作用力弱。本研究选取了5个影响因素，即资本投人因子、产业投人因子、经济结构因子、福利投人因子及环境投人因子，影响因素均纳人“地理—经济”距离下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分析，得出经济结构因子对林下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最有效，资本投人因子为阻碍空间集聚效应的最显著因素。最后，本研究根据时空分异特点和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区别，提出吉林省林下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提升路径。

在新媒体时代，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形式的网络虚拟社区成为大学生意见表达、情感宣泄、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高校的网络虚拟社区极大地拓展了大学生的社交范围，突破了传统大学生以班级、年级、专业、社团为主导的社交圈，为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高校的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实践中，发挥“表白墙”在网络思政中的正向效应，与传统思政形成合力，有利于开创高校思政工作新局面。

随着公益慈善行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几千家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慈善基金会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合作、竟争等关系，这些关系共同组成了我国基金会组织网络的宏大图景。网络治理中的问责缺失，是困扰公共管理学界的重要问题。关于基金会在网络中的信息公开行为，已有研究主要从合法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探讨。本研究通过对我国慈善基金会的组织网络进行分类，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事件史分析，对基金会全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基金会参与捐赠网络、沙龙论坛网络和互联网公募平台与基金会建立官网的信息公开行为呈正相关，基金会参与理事互嵌网络不利于其信息公开行为的出现。同地区其他基金会的信息公开行为，以及政府参与组织的组织网络，会对基金会的信息公开行为产生横向、纵向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验证了资源依赖理论和合法性机制在组织网络中对基金会产生的作用，解决了科层制问责带来的问题，扩展了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学派的中观视角。

集体记忆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是分析地方族群认同和集体行动达成的核心理论维度，也是研究地方市场共同体合法性的基本来源和重要依据。集体记忆重塑是新兴市场培育的重要路径，市场的神圣化是吸引消费者的有效手段。本文以东北查干湖冬捕为例，通过唤醒查干湖辽国春捺钵的神圣历史记忆，梳理现实所经历的发展危机记忆，考察查干湖冬捕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圣身份记忆，以及在冬捕节开幕仪式上增添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神圣宗教记忆，转变消费者对查干湖冬捕的旅游记忆，赋予冬捕民族特色的象征意义体系，将查干湖传统的渔业市场转变为传承千年渔猎文化的民族文化载体和神圣记忆空间，从而完成了查干湖作为地方旅游市场的神圣化培育过程。人们在这个神圣化市场中消费的不是简单的物质产品，而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和神圣品质的神圣化旅游体验，最终实现了查干湖旅游市场的神圣化塑造，通过获得消费者认可真正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性旅游市场。本文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查干湖旅游市场培育的系统性、主体性和目标性经验原则，尝试阐述了旅游市场发展过程中天然的文化向度，探讨了集体文化观念更新与地方市场培育的深层关联及其促进意义。

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经历了印后电子化、预印本、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四种模式。预印本平台实现了学术成果的“速发”“首发”，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则进一 步规范了数字出版的形态。但在我国现行的学术成果认定机制下，学术期刊缺少深化数字出版的内核动力和外延助力，严重制约了数字出版发展进程。学术期刊应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形成数字出版主体意识，从而打破现有的政策机制桎梏和市场运营劣势；要有意识地加快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平台构建，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针对数字出版的形态特征培养多元化的编辑人才，利用学术期刊的品牌价值和编辑队伍的数字出版及策划能力打造学术共同体，真正推动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内涵式发展。

19世纪末以来西潮冲击引起的社会变动，历来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关目。如何认识西学在中国的历史，在根本上关系到对现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理解。21世纪以来，作为认识对象的“现代中国”以及有关它的知识叙事发生深刻变化。当中国叙述不复昨日——不再受制于“救亡图存”危机意识与美国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化理论”范式——强化文化思想自主意识成为精神重建核心问题，“西学在中国”的故事必得重述。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寻求“根据中国”来“重思中国”的思想实践蓬勃展开，其显要表征之一是在西学脉络中探寻中国的“有我之思”。“有我之思”即呈现鲜明主体性意识的理论思考，用以指陈中国人面对西学的基本情怀与理论姿态，强调西学接受中以“我”为主体的主体性意识。兹举 一例，近些年，汪晖、许纪霖、张旭东等学者都断言“五四文化转向”的真正意义在于“觉悟”，表现为对19世纪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怀疑与再造新文明的理论自觉（追求普遍的“新”），而对西学的接受便是在这一前提下发生的。他们共同揭示出中国人向西方求索时的“有我之思”，表明中国开始作为主体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