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12日，一个让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8年前的今天，那场夺去数万国人生命的汶川大地震，让人们见识到了大自然的恐怖，同时也意识到了防灾减灾教育的重要性。2009年的5月12日，我们开展了第一个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日活动。
今天是第八个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日。当全国上下都在热议防灾减灾的时候，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安静平和的大学校园。
试问：如果有一天，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的校园不再安静平和，依然身处象牙塔内的学生们，有多少人能够知道“我该怎么做？”
现实篇
令人担忧的数据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省教育厅等单位每年都会针对大学生，举办一场“纪念‘5·12’——青少年灾难求生挑战赛”。然而据媒体报道，直到这一挑战赛举办多年之后，组织方还需要在赛前专门拿出两天时间为参赛大学生们作培训。
“你可见过哪个比赛还针对比赛项目进行专门培训的？”面对媒体，主办方的一名工作人员很是无奈。而这种无奈显然不是他独有的。
去年10月，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团委书记缪可嘉在国内某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生灾难认知水平现状分析》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她以江苏、湖南、安徽三地在校大学生为对象，分别调查了灾难认知和技能、灾难心理、应灾行为和灾难教育实施情况等多方面的内容。
“必须承认，大学生面对灾难知识和技巧的掌握程度令人担忧。”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缪可嘉表示，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灾难中，大学生对于地震和火灾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最高，但回答“很扎实”和“较扎实”的学生也只有26%和25%。
而在不同灾难的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方面，回答“较扎实”和“很扎实”的，各项都没有超过15%。“也就是说，85%的学生对这些灾难的掌握情况都在‘一般’及以下。”
事实上，自从汶川地震之后，针对于大学生防灾能力的调查并不在少数，而不同调查却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
“汶川地震后的那几年，大家的灾难意识还比较强。但现在这种意识却愈加淡薄。因为大家觉得灾难离自己还是比较遥远的。”缪可嘉说。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浮于表面的做法
与大学生令人忧虑的灾难应对能力缺乏相对应的，是高校对于学生灾难教育的缺乏甚至缺失。
在我国高校，对学生进行灾难教育和安全教育的工作一般归属保卫处，于晴便在西部某重点高校保卫处负责此项工作。
采访中她表示，学校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体现在新生入学时的教育中，有时军训也会有所涉及，但最主要的是每年中央会下发一两次相关文件。根据文件，省里也会提出要求，他们就会根据这些要求进行相应部署。
至于如何部署，于晴想了想：“就是在校园挂挂横幅，在网站上宣传宣传，有时会搞一两次防灾演练。”
至于这种“部署”的效果如何，相信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遗憾的是，于晴所在高校的做法其实代表了国内大部分高校的普遍做法。
事实上，即使是有限的防灾演习，也存在做“表面文章”的嫌疑。
在采访中，上海高校首个学生减防灾和应急救援社团发起人、上海政法学院教师沈吉利表示，目前国内大部分学校的防灾演习仅限于“告诉学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而并不告诉学生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
“以火灾演习为例，学生们为什么要按这样的路线逃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他们根本不知道，只是机械地听从指挥。
这样的话，学生如果换一个环境或到真实的火灾场景，他们很难作出变通，因为学校没有教原理。”沈吉利说。
既然现有的教育方式难以取得效果，那么学校究竟应该怎样对学生进行灾难教育呢？
教育篇
提升能力的“正途”
沈吉利除了在上海地区成立了高校首个防灾减灾学生社团外，在2015年3月，她还在上海政法学院开设了沪上高校首门纳入学分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
“作为选修课，大家一开始还有些兴趣，但后来兴趣就没有那么强了。”沈吉利说，学生在选择选修课时，兴趣仅是一个因素，学生更多地还要从专业角度出发。
“其实这门课对于学生来说，只要没有遇到安全问题，就是可有可无的。”
“选修课有其不可持续性，而且也不能覆盖所有学生。”沈吉利说，因此，将灾难教育嵌入到某一门针对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中，其实是一条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
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老师，缪可嘉其实也想到了将灾难教育融入思政课日常教学的思路。
然而，现实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学生的灾难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不同部门的共同努力”。东北某高校教务处工作人员刘青说。
那么，这些部门支持吗？
需要配合的部门
贾黎明也是一位想在学校开展一些灾难教育的大学老师，而他想借助的手段是成立学生社团，在这一过程中，贾黎明和学校的很多部门都打过交道。
“我开始是在学校团委下开设了减防灾社团，但对此团委似乎不太重视，原因很简单——它不愿意出钱。”贾黎明说。
成立减防灾的社团是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购置装备的，这就使他处于很尴尬的位置。“到最后，好像变成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上下奔波。”
相较于贾黎明，沈吉利的境遇就要好一些。虽然在团委时也遭遇到了和贾黎明同样的问题，但学校的学生处却给他了很大的帮助，在这样的帮助下，他还成立了一个可以深入到学生社区的公益救援队。
“贾黎明的经历或许是个案，但也反映出了一些普遍问题，作为系统工程，我们高校的一些部门确实准备好了吗？”沈吉利说。
反思篇
整体系统的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对于高校的灾难教育，很多受访者都倾向于将其看作一种“补课”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长期以来一直研究美国的教育模式。在采访中，他表示美国的灾难教育是从幼儿园和小学中学阶段开始的。“初级教育阶段，学生们就会经常参加灾难演习，知道火灾时该怎么办，地震时又该怎么做。而到了大学阶段，学校仅仅是通过各项措施和制度巩固学生的固有认识。”
然而在我国，中小学阶段的灾难教育基本上就处于缺失状态。“大学作为一种‘补课’行为，进行相关教育是应该的。但我们更应该强调中小学的作用。”郭英剑说。
作为上海市首个学生防灾减灾社团的负责人，沈吉利曾经带领社团给幼儿园、大中小学和社区都作过防灾培训。在这一过程中，她发现越是青少年，对防灾减灾知识越感兴趣。
沈吉利的无奈是很可以理解的。正如她所说，本应在中小学阶段成为常识的一些安全知识，学生们并没有具备。
“这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沈吉利说。
自身观念的偏差
如果将其他教育主体的缺乏看作灾难教育在“广度”上的不足的话，那么高校某些教育者自身观念的偏差，则可能导致高校教育在“深度”上的某些不足。
比如，对于自己学校在灾难教育方面的不足，于晴是这样解释的：“学校所在地的灾害挺少的，可能南方学校会更重视一些吧。”而在采访中，类似的声音不仅出现在教育者口中，甚至一位学生也说：“我们这里的自然灾害其实并不是很多……”
2015年5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公众防灾意识与减灾知识基础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公众普遍存在防灾意识淡薄、备灾准备不足的问题，且尚未形成扎根于日常生活的防灾文化。
“作为社会人才的主要输出地，无论之前的教育是否到位，高校都应该承担起灾难教育最后的职责，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有更加长远的眼光。”刘青说。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