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既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也是人工智能重塑产业格局的关键窗口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可见，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以数据贯通为关键要素、以平台生态为重要支撑推进两业（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既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大局的根本保障。
发展困境
两业融合，有助于催生全新生产组织形式与价值创造空间，为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坚实的产业力量。然而，当前我国在推进两业深度融合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制约。一是制度供给存在“二元分立”惯性。两业在管理权限、资质认定、行业标准及用地用能等方面存在制度性摩擦，资质审批难、政策不互通问题突出。二是核心技术自主能力有待增强。我国在高端芯片、核心算法、工业软件等领域仍有技术依赖问题，不仅推高了企业转型成本，也制约了融合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三是人工智能应用呈现“点状突破、线性增长”特征。在汽车、电子等高端制造领域的渗透率较高，但在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中渗透率不足，区域发展与行业覆盖的不均衡问题显著。四是企业融通机制不健全。龙头企业“建平台”与中小企业“用平台”存在断层，不同规模企业间的融通机制不足。
现实路径
以人工智能推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发展，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十五五”时期，上海应充分发挥科创中心、产业高地、开放枢纽优势，以人工智能之“智”赋能制造业之“实”、服务业之“优”。
一是强化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破除体制机制壁垒。要推动制度供给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两业融合型企业认定标准，消除制造企业向服务领域拓展的资质障碍；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打破“分段式”管理壁垒；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制定明确的工业数据确权、定价和交易规则；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划定刚性底线、制定柔性边界，为新型融合业态留足发展空间。
二是构建企业融通发展生态体系，激发各类主体活力。坚持“抓大带小、以点带面”策略，发挥行业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向中小企业开放AI技术和公共服务能力。鼓励形成“延链”“强链”“嵌入式”融合模式，推动制造企业向研发设计、远程运维等服务环节延伸，实现“制造+服务”转型升级。依托张江人工智能岛、西岸智慧谷等创新载体，推广算法、模型及数据开放共享机制，支持服务型制造全面发展。
三是统筹重点突破与全局推进，形成示范引领与整体演进合力。以人工智能推进两业融合，既要避免“撒胡椒面”式的平均用力，也要防止“单打一”式的片面发展。应坚持“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梯度推进”方针，聚焦汽车、装备、电子等基础较好的优势产业，打造智能制造服务化的示范标杆。实施“AI+制造”计划，推动智能工厂建设，形成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的递进培育体系。抓住数字化转型“牛鼻子”，深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实现从“企业级”向“行业级”再向“区域级”跃升。加大对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支持，通过“智改数转”带动传统产业向服务化延伸。
四是坚持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相统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融合发展的根基在技术、活力在开放，要采取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双轮驱动”策略。一方面，依托上海科技创新资源优势，重点突破具身智能、数字孪生、工业元宇宙等技术，增强核心领域自主可控能力。推动高端装备领域工业AI开源共享，构建新一代工业具身智能系统。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鼓励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高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话语权。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建立区域统一的市场规则、标准体系和监管制度，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区域内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