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心依

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讲师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探讨多囿于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不同要求的简单对立，难以解释普遍管辖权作为二者交叉地带的规范复杂性。研究发现，普遍管辖权经历了从早期直接适用国际法规范向本土化立法回归的转型。这一进程本应体现法治文明对国家刑罚权的驯化，但在实践中却反而呈现出显著的规范功能异化，具体表现在三个维度：在逻辑起点上，从法律确证向道德正当性的偏移，导致“本身即恶”的道德评价架空了成文法入罪机制；在规范形态上，各国利用立法权肆意调整定罪门槛，导致具体国际罪行定义的碎片化和本土化，诱发了形式明确性下的确定性危机；在规范价值上，该原则从个体的限权保障转型为主权国家的政策工具。异化危机的本质并非单纯的法律冲突，而是国家单边立法权对国际刑法规范的工具化操纵。因此，纾解危机亟需构建以国际法实证规范为实体基准、以司法克制为限权屏障、以严格程序为最后防线的良性秩序。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以暴制暴”的逻辑悖论，确保普遍管辖权的合法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