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婷婷，抱着13个月大的欣欣。
她们是母女。
孩子的父亲，7月29日因“强奸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刑10年6个月。面对判决，婷婷只说了一句：“太轻了。”
但事情并未结束。
因为婷婷父母打算将欣欣送养，7月24日，婷婷离家出走，带着欣欣从常州来到上海，向上海公益组织“小希望之家”求助。
这件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真实故事，经“小希望之家”的微博发布后，在网上迅速发酵，争论不断。而事实上，“小希望之家”的创始人陈岚本身，就曾因强行救助处于困境中的儿童，而备受质疑。
少女妈妈的求助之路，实际折射出未成年人保护的诸多困境。
“被拐”
短短一则微博就可以涵盖婷婷15年的人生。“13岁被拐至云南，生子。后回到父母身边，因彩礼纠纷被男友砍伤。现男友被判刑，父母欲将孩子送养，收养家庭即将带着3万元上门……”
但每一句落到现实，就像过山车一般惊魂。
婷婷是四川人，稚气未脱声音轻而淡然。
她处事不惊，当看到女儿被另一位小女孩拉倒，她眉头一皱，急急抱起，俨然心疼。但面对女儿的哭泣，又用标准的普通话安抚：“姐姐只是想抱抱你，我们不哭好不好？”
或许，只是表面上的波澜不惊。谈起往事，15岁的女孩没有大喜大悲，只等眼泪将眼眶充盈，静静落下。
她是1998年10月出生。在13岁以前，她和弟弟过着“留守儿童”的生活——爸妈在江苏常州工厂打工，他们在四川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2012年，奶奶因病去世。姐弟俩来到常州。但弟弟顺利入学，她却没有。父亲的解释是：“女儿来时正好上了初一的上半学年，问了几所初中都不接收插班生。”
但这一点在婷婷看来，难以接受。母亲的旁敲侧击只令她更觉父母重男轻女：“别人家的姐姐都打工挣钱给弟弟结婚……”
于是去火锅店打工。结了2000元工资，母亲说帮她买衣服，但买的是母亲也能穿的衣服，“特别老气”。这个细节，她也敏感地记在心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她和当时20岁的打工男孩小任渐渐走近，还跟着小任回他家乡云南“玩玩”。
抵达云南大山里已是夜晚，她心里开始害怕，说不想去，但小任不容分说，把她直接背到家里。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被拐了。
她尝试过逃跑，但不认识路，全村人都对她的行踪保持警惕，连上厕所都有人守着。
随后，她怀孕了。但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要离开这里的念想。
孩子出生后，她对他说，想去看看父母，试着让父母接受小孩。
2013年8月他们带着孩子到常州，但没想到仅40天，血案发生……
志愿者的介入
由于这场案件，婷婷得到当地检察院以及记者的关注。因为父母坚持要送养孩子，一位当地记者给“小希望之家”打了电话。黎世来就这样介入到这个家庭中。
黎世来是“小希望之家”的秘书兼志愿者。“我们在救助前都要核实被救助者的家庭情况。”
黎世来想确认3件事：婷婷是否可能撒谎？她的父母是否真的要送走孩子？她的真实意愿到底是什么？
但第一眼就 “令人心疼”——瘦瘦小小，靠着门边，说起话来却不如同龄者那般天真，有一种“明明很小，却被硬拔起来”的感觉。
“婷婷，你自己怎么想？”黎世来问婷婷。
婷婷的回答是沉默。
从一开始，她好像就无法决定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她的任何反抗似乎都会引发更惨烈的结果—— 感觉父母待她不好，想要独立，竟然遇拐；
想要逃离被拐的境遇，就被看得更紧，直到临产，她才被村里人用背篓背出大山，但等不及去医院，就在一辆破车里生出了孩子；
来到常州，她再也不要回到深山，却因此遭遇威胁报复。小任用镰刀砍她的头，又用双手卡住她脖子……她无法忘记那种差点死去的感觉。即使获救，在医院依然日日做噩梦。
所以她渐渐认命，还请当地记者在孩子送走前帮她拍一组与孩子的写真，留作纪念；母亲偶有讽刺之词，她也绝不还嘴，只是暗下决心：“如果他们坚持要送人，那我也会离开他们。”
父母现在后悔不迭：“如果她不愿意把孩子送人，为什么不说呢？她只会对外人说。”
婷婷的确信任 “姓黎的哥哥”。“他当时说，有什么困难，可以联系我，我们会帮助你。”这一句，已经足够令她温暖。
29岁的黎世来是浙江金华人，原本在一家工厂担任车间的管理者。
而他进入 “小希望之家”，也是因为一个孩子——网上有人发帖，称浙江有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想要饿死刚出生的婴儿。黎世来向工厂请假，连夜直奔温岭，赶去核实。这个孩子，被诊断出“脊膜膨出、脊椎缺损、脑积水、右肾功能缺如、先天性足内翻”，因此被父亲弃至病床下，3天不予喂食。
黎世来想不通这样的逻辑，残疾的孩子难道没有生的权利？
学者周国平为已逝爱女妞妞写的一句话，黎世来十分认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权替别人决定生死，哪怕那是自己的孩子。”
黎世来帮忙联系上海医院。结果到了医院，父亲放下孩子就离开了。手机不通，而救助协议和手术通知书等都还没有签——他跑了。
在志愿者的反复电话之后，父亲最终签字将孩子监护权委托给“小希望之家”。
此后，“小希望之家”为孩子筹款7万元做手术。而黎世来决定辞职，加入“小希望之家”。
他认为，在监护人不能履责时，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人来做这些实实在在的事。
他2003年关注过李思怡被饿死的事件，2013年又惊闻南京幼女被饿死……“悲剧好像是一个无休止的轮回。能不能在后果发生之前，就帮助到这些孩子？”
投奔上海
7月24日，婷婷反抗了。
午饭，她把头几乎埋在饭碗里，泣不成声。父母回想起当初这个细节，只以为是送走孩子前的伤心。
“走，还是不走？”她反反复复想了几个小时。
最终，趁父母上班，她起身，迅速收拾几套换洗衣服，带了奶粉，以及一篇曾经报道她的报纸，揣着好心人给她的400元，直奔上海。
而她来投奔的消息，先在“小希望之家”微信群里迅速掀起争论。
有反对者说：“要帮她，就要从长计议。我们不能不顾她父母意见收留，她未成年，除非你代表婷婷向法院起诉她父母监护不力，由法院判决……留上海不现实。”
“小姑娘的一些行为决定了今天的结果，我们需要让小姑娘认识到这个因果关系。人生的路是靠自己走下去的。”
“我们没有证据说父母要‘卖’孩子，我们有什么权利不让他们带走孩子？可以等孩子被送走以后，走法律程序，再把孩子要回来。”
立刻有人反驳：“把母女分开的过程多残忍啊！”
也有更为缓和的建议：“应该邀约婷婷父母、婷婷、政府方、小希望之家四方共同磋商……”
“应该和父母见面。我想如果婷婷的父母看到小希望之家的环境和我们为婷婷做的人生规划会动心。因为女儿的未来有了希望……”
关于对未成年人的收留问题，讨论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就在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例福建省首例因母亲长期对未成年子女进行虐待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极有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说，撤销父母监护权是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是怎么撤销，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规定得并不清晰，甚至一度处于“沉睡”的状态。
至少对于“小希望之家”们来说，可以名正言顺地按照法律途径申请撤销那些虐子父母的监护权，把处于困境的儿童解救出来了。
说服
7月25日，婷婷父母追到了“小希望之家”办公室门口。
“你还想见他们吗？”陈岚问，婷婷摇头。
“你自己怎么想？假如你想脱离你的父母，就要起诉他们，撤销对你的监护权。”
婷婷犹豫半响，面露担忧：“只有这个办法吗？起诉会怎么样？”
“你并不想和父母断绝关系，是吗？”
“嗯。”她点头。
陈岚把婷婷的态度转达给父母。
出乎意料，父母的口气并不强硬。“不肯送的话，我们也不会强求。她自己也从来不说……我们就是担心，带着个孩子，以后的路还怎么走？”
陈岚安抚道：“我可以理解你们的担忧。送养并非不是一种选择，或许对方家境优越，孩子可以成长得更好，但我们要尊重这对母子的需求。婷婷的孩子，肯定是跟着妈妈比较好，而婷婷也表达了一定要养大孩子的意愿。”
陈岚说，根据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儿童与母亲，以及原生家庭，不可分离。成熟的社会系统，应是对少女妈妈、单亲妈妈及特困家庭都给予经济、食品、医疗等多方援助。
她还给婷婷父母讲了一个少女妈妈雪娃的故事：雪娃被性侵导致怀孕，接受“小希望之家”救助时已有6个月身孕。
是拿掉孩子，还是生下孩子，陈岚由雪娃自己选择。最后，女孩选择生下孩子，而且在几年后，她遇到了一位同龄男孩，并结婚。因为男孩看中了她对孩子的不离不弃，认可她的人品。
“我们营造所有的条件，让婷婷自己做决定。她现在强烈表示与孩子不愿意分离，我们会给予恰当帮助、安置和经济支持，并帮助她自立。”陈岚说。
父母频频点头并落泪。
第三只眼
兼任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的姚建龙也在“小希望之家”的微信群里。
但大多数时候，他不说话。
对于慈善组织，他出于职业习惯，都会跳开一点“观察”并保持警惕。
事实上，“小希望之家”的源起广受争议。4年前那个全国瞩目的天津先天无肛婴儿“小希望”，被生父遗弃在临终关怀病房，却被志愿者强行救助。
当年，女婴的父亲不愿放弃监护权，志愿者的强行救助涉嫌违法。并且，女婴家人与志愿者的治疗意愿难达共识，插手的“外人”越来越多，家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正是陈岚。部分网友质疑其动机是为自我炒作，还有人同情女婴家庭的选择，认为“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死去”。
姚建龙也跟踪过这场纷争。“我只能说，双方都该打50大板……当年的陈岚太年轻了。”
他说，国家是儿童的最终监护人，如果父母不能监护好孩子，国家有责任也有权力接管父母的监护权。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我国是否已经形成了确保被从父母身边带走的孩子生活得更好的儿童福利制度？
“不得不承认，在未成年人保护这一块，现在是比较欠缺的。政府的救助有盲点，信息没那么快，方法可能也比较僵硬，而像‘小希望之家’这类的民间慈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填补，有它独特的魅力和存在的必要性。”但他同时也认为，对民间慈善组织“既要鼓励，又要制约，因为人性是靠不住的。儿童是缺乏辨识能力的人群，对于儿童的伤害大多数都是以爱的名义发生。”
据他的观察，“小希望之家”自我约束力还比较强，但政府仍需要把这些组织纳入更加规范的框架中。
目前“小希望之家”在募捐方面只是自发形成了一个“三方制约”的模式，即账户开户、批准款项以及取用善款是3个不同的人。志愿者们也有不少怀有警惕之心，没事也会查个账。
而对于陈岚动机的质疑，姚建龙说：“做儿童慈善，其实也是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并不排除施善者对名誉的诉求，这无可非议。只是要看，对儿童是不是真的有帮助。”
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
婷婷的父母，最终与“小希望之家”签署协议，委托照看婷婷。父亲留下了一封信以及1200元后，离开。
这封信上表达了对婷婷的思念，并希望婷婷在心情平静之后能再度回到父母身边。
婷婷默默掉了会儿泪。
“我既然给了她生命，就要尽自己的努力。我要给我的父母看看。”她对记者说。
在“小希望之家”救助的不少项目中，这是一个相对美好的结局。更多的，是没有结果。
黎世来前段时间在“跟踪”一位带着孩子卖菜的母亲，因为这位母亲流露出想把孩子卖掉的意图。
“如果她要卖孩子，‘卖’给我们‘小希望之家’行吗？”有志愿者问。
帮助的过程极其艰难：送过去的牛奶，母亲非要拿给房东先喝一口，看到房东没喝，就把牛奶整箱扔掉，认定是志愿者“下了毒”；声称没钱，志愿者捐款500元后，又怀疑钱被“下了蛊”，而要求志愿者返回再把钱拿走。志愿者怀疑其有精神障碍。
“这事做到这地步，连我们自己都很茫然，没有头绪。我们不知道，还能怎么帮她？关键是孩子，谁能给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孩子，也许明天就被拐卖，被伤害，被乞讨……”
黎世来说，每个做这行的人都会经历一个抑郁的过程。上一任“小希望之家”的秘书，就因为身心俱疲，辞职了。
但他依然在这里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活着为了什么，现在我就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
他问陈岚：我们的能力有限，这样救助10个，20个，是不是杯水车薪？
陈岚引用了一篇法国小说 《植树的人》的书评，以回答。
那个牧羊人在3年里持之以恒播撒10万颗种子。这10万颗种子，2万颗发了芽，而发芽的大概有一半会因为地鼠或者普罗旺斯高低变幻的自然环境而无法存活；剩下的1万颗，终会在这光秃秃的高原上生长起来。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4-07/31/content_1180640.htm
